郑玄在马融门下七年，一心研读经典。马融性格放达，“不拘儒者之节”。他“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”，也就是在前面教授门徒，帐后设置女乐。其他弟子都免不了常常偷看这些女子，唯有郑玄专心于学业，可见其定力也是非同一般。马融由此知道，郑玄日后必有成就。郑玄学成后，马融多次对弟子们说：“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”意思是说，郑玄这位学生离开以后，他的学问也会被带到东方而发扬光大。
郑玄游学十几年回到家乡，已有学生近千人。后来又因为党争， 被禁锢达 14 年之久，郑玄趁此闭门不出，专修经业。到灵帝末年，才被解除党禁。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是贤人，就派人前去征召，希望郑玄出来做官。因为何进极有权势，州郡的长官都不敢违抗他的意志，于是就胁迫郑玄。郑玄迫于无奈去拜访何进，何进很尊重郑玄，为郑玄准备了几杖，对郑玄很礼遇。但是郑玄并不接受何进所赐予的朝服，只是头戴幅巾去见何进，而且住了一宿就逃走了。
当时大将军袁绍在冀州统领军队，也派使者去邀请郑玄。袁绍以盛大的规模招待宾客，郑玄是最后一个到达的，袁绍请他上座。宾客中很多都是才俊之士，既有辩才，又有学问，见郑玄是儒者，并不认为他是一个“通人”，也就是学识渊博的通达之人，竞相起身向郑玄发难。郑玄依据儒家的经典进行答辩，每一次回答都大大超出问题所涉及的范围，说出的话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，座中人无不嗟叹信服。
当时汝南的应劭也归顺了袁绍，向郑玄自我引荐说：“我是前泰山郡太守应中远，想做您的学生，您看怎么样？”结果郑玄笑着说：“仲尼之门以四科（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）考察弟子，没有听说颜回、子贡这些人以官职自称的。”应劭听了，脸上露出惭愧之色。
袁绍举荐郑玄为“茂才”，并且上表推荐郑玄任左中郎将，郑玄也没有接受。公车署征召郑玄任大司农，赐给郑玄一辆驷马安车，经过的郡县都要派长吏接送。到了朝廷，郑玄以生病为由，想自请回家。但是这时，正好袁绍和曹操在官渡相持不下，袁绍就让儿子袁谭派遣使者，逼迫郑玄随军出行。郑玄迫于无奈，带病来到元城县，因病情危重而无法继续行进，不久病逝，年七十四。郑玄留下遗嘱，要求薄葬。曾经跟随郑玄学习的人，自郡守以下，披麻戴孝来参加丧礼的有一千多。
郑玄晚年写信给儿子，提到自己的志向是“整百家之不齐”，并自称“颇有让爵之高”。郑玄无心于功名利禄，一心就想着给这些众说纷纭的经典作出好的注解。郑玄所注的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尚书大传》《乾象历》等，都非常有名。又著有《天文七政论》《鲁礼禘祫义》《六艺论》《毛诗谱》《驳许慎五经异义》《答临孝存周礼难》等，共百余万字。学生将郑玄平日与弟子的对话编成《郑志》八篇，体裁像《论语》；郑玄的教学也是效法孔子，采取问答启发的方法。
郑玄从事教育二十余年，提出一些教育观点。比如，初学要从近者、小者学起，并且要十分重视德行教育。而对于道德教育，郑玄提倡注重“身教”和“力行”。郑玄对家庭教育也特别重视，在晚年给儿子的信中说：“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，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。”并且要求家人“菲饮食，薄衣服”，坚持节俭。
郑玄以深湛的学养，遍注群经，其中以《三礼注》成就最高。《后汉书》称赞“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诬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”。“括囊大典”，大部的重要的经典都囊括无遗；“网罗众家”，众家的注解他都一一参考；“删裁繁诬”，把烦琐且没有证据的，都删裁；“刊改漏失”，把遗漏、错误的，都给予修改、订正。从此，学者再学这些经典，就知道参考谁的注解了。
郑玄注经，一反当时的烦琐之风，力求简洁明快，凡是文义明白的地方都不进行注解，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。郑玄对《礼记》不少篇的注释，字数反而少于经文。比如，对《乐记》的注解共 5533 字，而《乐记》的经文是 6459 字；对《祭法》的注解只有 5409 字，而《祭法》的经文是7182 字。可见，郑玄的注解之所以经久不衰，并非偶然，和他所下的功夫及其注经的方法密切相关。
到六朝时期，解释儒家经义的著作被称为“义疏”。当时为《礼记》作义疏的人有很多，比如南方的皇侃、北方的熊安生等。到唐朝贞观中年，孔颖达疏《礼记》，就是以皇氏的本子为注解，以熊氏的本子补其不备，“必取文证详悉，义理精审，翦其繁芜，撮其机要”。集南学和北学的长处，孔颖达写成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，以引证文献详尽、史料丰富见长。郑注与孔疏是一简一繁、一精一密，被誉为经学史上的“双璧”。
孔颖达，字冲远，冀州衡水（今河北蓟县）人。隋大业初年，举明经高第，授河内郡博士。隋炀帝曾召集诸郡儒官聚会于东都洛阳， 下诏令国子秘书学士与这些儒官论议，结果孔颖达为冠，而且年龄最小。
唐贞观初年，太宗认为儒学师说多门，章句繁杂，于是命令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义训。孔颖达兼采南北经学义疏，以南学为主，编成《五经正义》180 卷，成为经学注疏的定本。唐高宗永徽四年（653 年），在全国颁布。自此以后，直到宋初，成为经学考试的标准，现在也位列《十三经注疏》之中。
孔颖达的思想主要保存在《周易正义》和《礼记正义》两部书中。孔颖达继承儒家正统的重视礼的传统，提倡尊卑、贵贱、长幼之间要有名分和次序的差别，孔颖达说：“人之所生，礼为大也。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，辨君臣长幼之位，是礼之时义大矣哉。”这当然也是《礼记》的思想。孔颖达还认为，礼与“天地俱兴”；认为“无”是宇宙万物的本原，“万物之本，有生于无”。在解释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时， 孔颖达说：“道是无体之名，形是有质之称，凡有从无而生，形由道而立，是先道而后形。”可见，孔颖达对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，也有深刻体会。
在郑、孔之后疏解《礼记》比较有成就的，有宋朝卫湜的《礼记集说》160 卷，“采摭群言，最为赅博，去取亦最为精审”。元朝有陈澔的《云庄礼记集说》，简明可靠。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，就规定《礼记》采用陈澔的《集说》。清朝有朱轼的《礼记纂言》、朱彬的《礼记训纂》、孙希旦的《礼记集解》、郑元庆的《礼记集说》，但是成就都比不上孔颖达的疏。
《礼记》共 49 篇，《群书治要》从中选取了 22 篇。第一篇是《曲礼》。曲，是委曲婉转的意思，学礼要懂得人情世故，要知道每个人的心理都不同。所以，学礼就要求为人处事不能直来直往，要自卑而尊人。礼是曲曲折折的，必须认真学习。郑玄指出，《曲礼》记载了五礼：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和嘉礼。从这五种礼，可以体会到礼是如何委曲婉转地达到“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敬于微眇”的教化效果，在恶还没有萌发前就予以断绝，在微小的方面提起一个人的恭敬心。
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《礼记》？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为“礼义之邦”，中华文化被称为“礼乐文化”，不研究《礼记》就无法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。而且《礼记》更多的是讲礼的原理原则，不像《仪礼》主要讲礼法、仪式。仪式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损益，但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礼的原理原则却是切实可用的，是不变的，它是新时代制礼作乐的依据。
——摘自《群书治要·礼记》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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